“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，村镇上不必说，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。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，接着一声钝响，是送灶的爆竹；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，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，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。”
这是鲁迅先生小说《祝福》的开头。他说的“旧历年”，就是春节。与爆竹声共同烘托旧历年气氛的，还有春联。每到春节，家家户户都会买春联、写春联、贴春联，这早已成为一个悠久的中国民俗传统。如果说爆竹声是从听觉上烘托过年的气氛，那么，春联就是从视觉上强化过年的感觉。春联是春节的视觉符号。
对联有很多种，最常见的就是春联。人们往往将对联贴在各种建筑的楹柱之上，所以又叫楹联。楹联是对联的一种雅称，文人学者撰写有关对联的书，常常以“楹联”为名，例如清代学者梁章钜写有《楹联丛话》。也有人把对联叫作门对、春贴、对子、联语的，这些名称就比较通俗。我这门课程中用“对联”这个名称，而不用“春联”或“楹联”，是因为“对联”一词更有包容性，包括各种场合使用的各种形态的对联，不一定非要贴在楹柱之上，也不一定非要出现在春节那种特定场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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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选自《对联课》一书中的第一讲，较原文有删节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。
《对联课》
作者：程章灿
版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·守望者
2025年7月
对联的起源
关于对联的起源，有很多种说法。梁章钜在《楹联丛话》中引述他的老师纪昀的话说：“楹联始于桃符。蜀孟昶‘余庆’‘长春’一联最古。”这个说法流行很广。五代十国的时候，四川成都有个小国叫作后蜀，孟昶就是后蜀的君主。据说后蜀被宋朝攻灭的前一年，孟昶曾亲自制作一副春联：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，题写于寝宫门柱的桃符板上。没想到第二年后蜀就被宋太祖赵匡胤吞并了，更没想到赵匡胤派来蜀地任太守的人，大名恰好就叫吕余庆，而宋朝又将赵匡胤的生日确定为“长春节”。照这样解释，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这副春联，就成了一则灵验的政治预言，可以称为“联谶”。“谶”就是将来能够应验的某种预兆或预言。这段故事最早见于宋初张唐英所撰《蜀梼杌》，也被元人编纂的号称“二十四史”之一的《宋史》所沿袭，具体见于《宋史》卷六十六《五行志》和卷四百七十九《西蜀孟氏传》，但未必绝对可信。不过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对联与政治关系很密切，也可以看出古人很重视对联，以致相信对联具有预知未来的神秘力量。
其实，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见于北宋初年黄休复所撰《茅亭客话》卷一《蜀先兆》。书中说后蜀孟昶的太子亲自选中一块桃符板，在上面题写一副对联：“天垂余庆，地接长春。”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在后蜀被宋攻灭的前一年，地点也在后蜀宫中，只是撰联者的身份不同，联语也从五言变成四言。黄休复是蜀人，《茅亭客话》这本书专记蜀地之事，这个叙述应该比较可信。另一方面，从对联发展的历史来看，早期对联大多数是四言形式，曾经出现于后蜀宫中的那副春联，也许“天垂余庆，地接长春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吧。
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代文书，有不少被英国人斯坦因掳走，S0610号就是其中一件，现藏英国图书馆。S0610号卷子正面抄录的是古代笑话书《启颜录》，背面抄录的是十几副对联，大约抄写于唐末，年代比后蜀的春联还要早。从内容上看，敦煌发现的这些对联与今天习见的春联差不多，都是围绕时序主题说一些吉祥话，讨个口彩。从形式上看，基本上都是四言。例如：“三阳始布，四序初开”“福庆初新，寿禄延长”“三阳回始，四序来祥”“福延新日，庆寿无疆”，等等。1994年第4期《文史知识》发表谭蝉雪《我国最早的楹联》一文，认为S0610卷子上的这些对联就是最早的春联。最早的春联以四言为主，后蜀孟昶太子所作的春联也可以印证，后来才慢慢有了五言、七言，又衍生出字数更多、形式多样的各种长联。近些年来，每逢春节来临，南京十三座城门上悬挂的春联，基本上都是长联。城门巍峨高耸，如果春联字数太少，排布起来就显得稀稀落落，挂起来也不好看。所以，对联的长短，有时候取决于其悬挂或使用的空间环境，长联短联各有所宜。
从敦煌卷子中还可以看到，最迟至唐朝末年，人们逢春节以及立春，已经要用到对联，内容无非是辟邪除祸和祈福呈祥之类。当时的春联大多数是四言，也有一些是五言。如果从唐末算起，对联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文艺样式，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。
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对联的起源早于后蜀时代，也早于敦煌卷子，那是近代名人、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谭嗣同提出来的。据说南朝文士刘孝绰罢官之后闭门不出，曾自题其门：“闭门罢庆吊，高卧谢公卿。”这两句彼此对偶，又题写于门上，看起来很像对联。刘孝绰的妹妹刘令娴也富有文才，就在哥哥题写的句子后面续了两句：“落花扫仍合，丛兰摘复生。”这两句也是对偶的，看上去也像对联。谭嗣同在其《石菊影庐笔识》一书中认为，这才是最早的对联。从年代来看，这件事确实更早；从场合来看，这几句也是题写在门上，颇似楹联。但这个文献出现得比较晚，目前为止，我只能追踪到旧题南宋陈应行所编《吟窗杂录》，有几种明清文献也转录此事。从南朝到南宋，已隔漫漫数百年，其间文献汗牛充栋，居然没有人提到刘氏兄妹的这次联句，今人逯钦立辑校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也没有收录此诗，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。总之，这个说法是否可靠，还需要进一步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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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联的用途
对联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，融合骈偶、声律、书法、建筑等多种中国文化元素，短小精悍，韵味悠永，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艺形式。它虽然已有1000多岁的高寿，生命力依然旺盛。从京都宫殿到荒村野庙，从中国本土到东亚汉文化圈和海外唐人街，几乎每一处中国文化传播所及之地，都能见到对联的身影。也可以说，对联是传播力很强的中国文化符号，向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的影响。山西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域外对联大观》（郭华荣、王玉彩、常江著，2024年），收集海外楹联3500多副，蔚为大观。荷兰当代著名汉学家高罗佩（Robert H.van Gulik）曾为马来西亚马六甲青云亭撰书一联：
无事渡溪桥，洗钵归来云袖湿；
有缘修法果，谈经空处百花飞。
一个欧洲学者，为一处东南亚古迹，用汉字书法题写一篇汉语文学作品，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对联的国际性影响。
每一副对联都有其特殊的空间与时间属性，不管是公共的时间/空间，还是私人的时间/空间，在很多场合都用得上对联，古今通用，公私咸宜。公司开业、单位周年庆典等场合，可以用对联表达庆贺之意，于是有了大量的庆贺联。私人祝寿、新婚场合，需要对联以表达欢喜祝贺之意，于是有了寿联和喜联。伤逝吊唁场合，需要对联以抒发悼亡伤悲之情，寄托哀思，于是有了挽联。这固然是社交礼仪的需要，也足以彰显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。名山大川，胜地古迹，亭台楼阁，也需要文字来为景观张本，各种名胜联应运而生，这是公共空间的对联。文人学士在书斋中悬挂对联，这属于私人空间的对联。书斋联多用于明心见志，风雅自赏，也有纪念交游与彰扬文脉传承的意思。总之，对联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。
这些年来，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，对联在很多场合重新焕发生机，在更广阔的空间舞台上展示其艺术光彩。“城门挂春联，南京开门红。”过年之时，不仅家家户户贴春联，南京的城门、公园、博物馆、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也争先恐后，张灯结彩，悬挂对联。南京十三座城门上悬挂的春联最长、最大，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，也最为引人注目。这项活动始于2016年，到2022年已经是第七年。每座城门悬挂的都是当年新撰的联语，既要切合城门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，又要绾合当年的时事，不能重复，还要力求推陈出新，相当讲究。这些对联都是征集来的，经过专家甄选，总体来说水平不错。
南京十三座城门挂春联，对于城门来说，这是它的“高光时刻”。对于对联来说，春节也是这个文艺形式的“高光时刻”。从南朝到今天，一千多年间，酷爱对联者不计其数，其中不乏名家大师，例如宋代的王安石和苏轼，明清之际的李渔，清代的纪昀、梁章钜和曾国藩，近现代的梁启超和陈寅恪等，不胜枚举。以他们为中心，衍生出许多有关对联的故事，使对联成为富有传奇性的文体。这些故事通常被列入联话。所谓联话就是用对联编的故事集。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联话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些故事中的对联格式有时候不那么严格，甚至不合格，但联话雅俗共赏，有助于对联的传播。
上面讲过的后蜀孟昶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故事，就是最脍炙人口的一段联话。酷爱集句对偶的王安石和幽默风趣的大文豪苏轼，也是联话偏爱编排的主角。北宋之时，宋辽两国互为敌国，澶渊之盟后，两国聘使往来，仍然要在文化上比拼高下。有一次，聘宋的辽国使者给苏轼出了一道难题。据说这是辽国流传很久的一副绝对，只有下联“三光日月星”，没有人对得出上联。下联由总述（“三光”）、列举（“日月星”）两部分构成，上联也必须用类似句式才能构成对偶。下联已经用了“三”字，上联总述部分就必须回避“三”字而改用其他数字，那么，其列举部分要么不足三字，要么超过三字，势必不能与下联字数相等。先不说字义与字声，光是字数问题就不好解决。可见，此联虽然只有五个字，实际上暗设机关，步步埋有陷阱。苏轼不愧才高八斗，他先提出一个解题方案，“四诗风雅颂”，一下子就把辽国的使者震慑住了。“四诗”是《诗经》学中的术语，指的是《诗经》中的国风、小雅、大雅、颂四个部分，又可以简称为“风雅颂”，这正是此句造语的巧妙之处。从语义来说，“四诗风雅颂”是说得通的，字面上与“三光日月星”也对得起来；但从平仄上看，“四诗风雅颂”就有问题了。这副五言对联的关键平仄点落在第二字与第五字，第五字（“颂”“星”）平仄相对没有问题，但第二字（ “诗”“光”）同为平声，可谓白璧微瑕。换句话说，“日月星”与“风雅颂”可以成对，“四诗”与“三光”则不可以，显得美中不足。
当然，故事并没有这么简单，这只是苏轼面对辽使故意卖个破绽而已。紧接着他就提出第二套解题方案，也是更优解：“四德元亨利。”“四德”比“四诗”好，因为“德”字是入声，“四德”与“三光”正好平仄相对。所谓“四德”就是“元亨利贞”，出自《周易》乾卦。联语中少了一个“贞”字，辽国使者立即提出疑问，苏轼得意地解释，“元亨利贞”四字之所以空缺“贞”字，是因为要避宋仁宗皇帝（赵祯）之讳。“四德元亨利”对“三光日月星”，既兼顾上下联字义与字音，又巧妙利用避讳制度的特殊要求，无懈可击。在这段故事中，对联成为苏轼手中的利器，轻轻一挥，就使大宋在文化上战胜了辽国。
事实上，这个段子是后人编出来的，意在从才学上神化苏轼，从政治上推尊宋朝，这是汉文化的一种自我炫耀。在宋元人的笔记中，这个故事还有不同的版本。有一个版本说，与“四诗风雅颂”这个上联配对的下联是“三才天地人”。实际上，“三才天地人”与“三光日月星”一样，第二字同为平声，也是美中不足。还有一个版本说，王安石以下联“三代夏商周”来考友人刘贡父，刘贡父应声作对：“四诗风雅颂。”“三代”对“四诗”，“夏商周”对“风雅颂”，音义都很工稳，于是王安石拊掌称妙,赞叹这是天造地设的对偶。从这几段联话中可以看出，在古人的心目中，对联的地位是多么重要，一副对联不仅体现个人的才学，也攸关国家的文化尊严。
对联之道传承久矣。从前，做对子是从儿童抓起的。《笠翁对韵》《声律启蒙》《龙文鞭影》这一类蒙学读物，都是为了教初学的童子掌握对偶基本功。不要小看这一类书，它们的编排颇具匠心。以《声律启蒙》为例：
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
来鸿对去雁，宿鸟对鸣虫。
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。
人间清暑殿，天上广寒宫。
两岸晓烟杨柳绿，一园春雨杏花红。
两鬓风霜，途次早行之客；
一蓑烟雨，溪边晚钓之翁。
这几段文字中，既有一言对、二言对、三言对、四言对、五言对、六言对，以及七言对的样本，也有单句对和隔句对（扇对）的样本，形式多样，熟读记诵，举一反三，就能够掌握对偶的基本技巧了。
练习对偶之所以要从儿童抓起，是因为对偶是传统文学的核心技巧，不仅作对联时用得上，写律诗，写骈文，参加科举考试写八股文，全都用得上。《儒林外史》中有个迷信八股文的鲁编修，曾对他家女儿说过：“八股文若做的好，随你做甚么东西——要诗有诗，要赋有赋，都是一鞭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；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，任你做出甚么来，都是野狐禅、邪魔外道。”鲁编修话中的“八股文”，如果改为“对偶”或者“对联”，就正合我意。律诗、骈文就不用说了，这里举两篇联句诗为例。一篇是中唐时代的联句《征镜湖故事》：
将寻炼药井，更逐卖樵风。（陈允初）
刻石秦山上，探书禹穴中。（吕渭）
溪边寻五老，桥上觅双童。（严维）
梅市西陵近，兰亭上道通。（谢良弼）
雷门惊鹤去，射的验年丰。（贾肃）
古寺思王令，孤潭忆谢公。（郑槩）
帆开岩上石，剑出浦间铜。（庾骙）
兴里还寻戴，东山更向东。（裴晃）
除了收结全篇的最后两句，前面十四句全是对偶。另一篇是严维、鲍防等九人参加的《入五云溪寄诸公联句（从一字至九字）》：
东，西。
步月，寻溪。
鸟已宿，猿又啼。
狂流碍石，迸笋穿蹊。
望望人烟远，行行萝径迷。
探题只应尽墨，持赠更欲封泥。
松下流时何岁月，云中幽处屡攀跻。
乘兴不知山路远近，缘情莫问日过高低。
静听林下潺潺足湍濑，厌闻城中喧喧多鼓鼙。
从一言对到九言对，其形式简直就是联句版的《声律启蒙》。这篇联句每行居中排列，就可以排出金字塔形，尽显建筑之美。联句是古代文士日常社交应酬场合十分常用的文艺形式，要在这种场合应付自如，就不能不熟练掌握对偶这项基本技能。
一副对联，可以登高望远，书写风景，也可以品评人物，纵横古今，可以寓有政治评判，也可以发表学术见解。文人雅士在书斋中张挂对联，往往抒情言志，彰显个人的风雅趣味。在挽联中，亲朋好友表达对于逝者盖棺论定的评价，寄托怀念和哀挽之思。除了挽联，其他对联也寓有对人物或事件的春秋褒贬、嬉笑怒骂，立场鲜明。晚清名人王闿运曾用对联怒斥窃国大盗袁世凯，扬名遐迩。也有人即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，用对联讥评过王闿运。有一次，年轻的钱钟书去看望前辈诗人陈衍，陈衍问他见过王闿运本人没有。钱钟书回答没有见过，但是读过一副写王闿运的对联：“学富文中子，形同武大郎。”由此推想王氏应该是个矮子。这副对联上句写王闿运的学问，下句写他的形貌，“文中子”对“武大郎”，语带讥讽，措辞巧妙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后，对联这种传统文艺形式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胡适提出的“八不主义”的文学改良主张，就有“不用典”和“不重对偶，文须废骈，诗须废律”两条。但在民国初年那一代学者中，不乏对联的强烈爱好者和坚定支持者。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一位。1932年，他为清华大学所出国文考题中，特地选择以对对子为题，用意深长。他认为，对对子可以测试学生的语词腹笥，确定其读书数量的多少；可以测试其分辨虚实平仄及应用字词的能力，窥见其写作水平的高下；可以测试其思想条理，考察其逻辑思维能力的强弱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能否写好对联，取决于他在语言、文学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素养。另有一些文人学者别出心裁，创用白话来做对联，守规矩，讲规则，于是对联就有了文白兼用、雅俗共赏的新品种。与陈寅恪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赵元任，曾撰写挽联，悼念其好友刘半农，就属于这种风格类型：
十载奏双簧，无词今后难成曲；
数人弱一个，教我如何不想他？
民国时代流行的一首歌曲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，是由刘半农作词，赵元任作曲。刘半农去世，对赵元任而言，正是“无词今后难成曲”。隋代陆法言在《切韵序》中说过，当时有几位学者在陆法言家中聚会，商定审音原则，著作郎魏彦渊对陆法言说：“我辈数人，定则定矣。”这是“数人”一词的典故出处。1925年主张“国语罗马字”改革的刘半农等几位学者在北京赵元任家中发起成立“数人会”，这是“数人”在这副挽联中的具体所指。“弱”就是“丧失（死人）”的委婉说法。这副对联非但不废用典，而且古典今典兼用，文白融合，韵味独特，传诵特别广。
总之，对联是为特定的时空节点与特定的情境而度身定制的一种文艺形式。作为文艺形式，它与文学创作、书法篆刻、园林建筑、景观设计等密切关联，具有融合性强、文化内涵丰厚的特点。对联讲究格律，不通对联之道，就容易以讹传讹，不辨真假，更不能领会其中的文化内涵。网络上流行这样一副对联：
美酒饮至微醉后，
好花看到半开时。
饮酒看花，自是人生之乐，也是审美享受，但还要讲究一个“度”。此联教人饮酒只到微醺，看花只在半开，隐含做人做事皆须留有余地之意，这就上升到美学或哲学的层面了。其意略同《菜根谭》上所说的：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醉，此中大有佳趣。”乍一看，这是一副好对联，但是，稍谙对联平仄格律的人就会发现，这副对联上下句的平仄有问题，正确的版本应该是：
美酒饮当微醉处，
好花看在半开时。
各位可以比较前后两种版本，从中体会对联的修辞艺术。
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。作者：程章灿；摘编：张进；编辑：张进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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